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全球化、贸易、生产活动都造成了打击。不过，中国在疫情之下仍然推动了金融开放。一方面，中国仍在按照疫情之前的节奏取消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开放券商、资管、保险等各个金融行业。另一方面，对于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限制也进一步放宽。但疫情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也在不断的影响中国的金融体系。那么，在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坚持金融开放是好事，还是坏事？未来会形成什么样的市场开放格局？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今后应该快还是慢？很多问题值得思考。

与疫情发生前相比较，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格局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疫情的冲击带来全球贸易体系陷入“停滞”，人员往来和物流的中断，使得逆全球化的趋势更加严重。特别是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打击巨大，疫情之后，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构会更多的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有国际组织的官员表示，危机前的国际贸易摩擦已经导致全球化出现放缓的趋势，在危机后这一趋势会加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经济学教授艾肯格林则认为，全球化的步伐实际上已经开始放缓，不仅贸易会放缓，接下来很可能看到更多的贸易壁垒和资本流出国家的资本管制。与此同时，全球资本市场深受打击，而且以美联储为首的主要央行采取了空前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降低了利率水平，以维护金融资产的泡沫。这带来全球金融体系处于动荡和分化的趋势。但在这一背景下，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实际上得到了强化，而新兴市场则受到更大的冲击，承受着资本外流和汇率贬值的压力。

在疫情冲击和国际经济金融发生巨大变化之下，中国经济也经受了打击，消费、投资和对外贸易都在第一季度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同时，因为疫情防控的分歧，中美之间的摩擦已经从过去的贸易层面，扩展到社会和政治层面，未来中国会面临更加恶化的国际环境。那么坚持金融开放，是否会形成国内更多的金融风险和市场动荡？是否会拖累国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呢？这是对当前金融开放最大的顾虑。在安邦咨询（ANBOUND）的研究人员看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正从以往的全球化迅速的走向区域化和地缘化。如果重温安邦咨询提出的“危机三角”的论述，可以看到，未来无论是经济还是金融领域，对市场空间的争夺会进一步强化。这种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需要聚焦于金融市场制度的完善，将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资本开放或人民币国际化予以区分开来。

中国的金融市场过去一直是一个较封闭的市场，不仅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不健全，而且金融机构普遍缺乏竞争力，投资者的专业化程度普遍较低，从而造成了货币传导机制的“梗阻”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引进专业化和竞争能力较强的国际机构，可以起到“鲶鱼效应”，提升本土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实现市场的优化选择，增强金融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同时，也可以使得外资金融机构能够更好的服务中国的企业，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

从过去到现在，很多的机构和研究人士都把金融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混为一谈。但实际上，从过去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历史来看，中国的金融开放的步伐一直在持续，但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实际上并不同步。人民币国际化更多的是和人民币汇率的变化相关联，在2015年开始人民币汇率进入贬值趋势后，即使人民币在2015年加入了SDR货币篮子，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离岸人民币仍然在不断萎缩。这种情况并未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开放和沪深港通扩大为代表的A股市场的开放而改变。即使目前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的投资不断增加，人民币作为贸易和投资工具的海外使用仍然没有大的变化。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不久前也提到，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依靠市场推动，央行的重点是提供基础设施，减少对人民币使用的限制，由市场决定使用何种货币。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更多是和中国在国际经济和贸易中的地缘影响力相关联。

因此，在现在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坚持以制度建设和提升推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应该是金融开放的主要内容，不断深化中国金融市场的容量，提升金融市场的吸引力。那么，即使在资本流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仍然会吸引国际金融机构的进入。国际资本更看重的也是中国资产的收益水平和分散风险的价值。同时，资本账户开放则应该保持谨慎，以避免美元资本的冲击。实际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元仍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中国的资本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更需要在区域贸易结算和双边金融合作的方式逐步推动，走“地缘化”发展的路径，取决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地缘影响力。

中国在疫情之下的金融开放，需要有所侧重，一方面坚持和加快金融制度建设，推动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需要对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以更谨慎的地缘化的方式进行。